万育仁:废纸堆里发现《上虞帖》

  编辑:刘雨  时间:2011年9月13日   

  近日来,关于故宫等重要博物馆的负面新闻较多,专门人才的匮乏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我在此之际想到了万育仁先生。与万育仁先生相识,缘起是他在故纸堆中发现了唐摹本王羲之《上虞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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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期间,上海有一个文物清理小组,对抄家物资中的书画古玩进行鉴定清理,万育仁代表上海博物馆参与这项工作。某日,万先生在仓库里清理文物,从弃置在竹筐里的故纸中发现了一个卷子,捡起打开一看,卷头有宋徽宋瘦金体书“王羲之上虞帖”签条,气息逼人,深感不可等闲视之。更何况卷上还钤有圆形双龙印,政和、宣和的骑缝印,这些都是他熟悉的宋徽宗的收藏印。万先生将此携回博物馆,请还在工作的专家鉴定。专家们认为此卷既不是王羲之的真迹,也不是唐摹本,没有引起重视。《上虞帖》又一次被弃置入冷宫。但万育仁先生仍然耿耿于怀,将此卷留在博物馆,没有交还文物清理小组。

  事隔三年,上海博物馆馆长沈之瑜已经“解放”,出来主持工作,万育仁则旧事重提,把《上虞帖》送给沈之瑜看。沈看后赞许这件珍品,并说上海如果不能鉴定,就送到北京去。时任保管主任的马承源说:上海有谢稚柳,不必送北京去鉴定。谢稚柳此时虽然已脱离了“牛棚”,但还不能正常上班。沈之瑜就派人将卷子送到他家里请他鉴定。谢氏一看,拍案叫好:上海居然也有好东西,现在我们也有王羲之了,虽然是一件唐摹本,但也要作真迹看待。

  当谢稚柳听说是万育仁发现的,又说:“应该给他记功嘉奖。”谢氏将《上虞帖》留下,继续观赏研究。十天后,他在帖的字心处又发现了南唐“集贤院御书印“”内合同印“,进一步确定此帖无疑是唐摹本,不是以后的伪造。

  此时,我作为一个记者,对王羲之《上虞帖》唐摹本的发现这一则新闻穷追不舍,奔波于报馆与博物馆以及谢氏的壮暮堂之间,由此认识了万育仁先生。再缘于赏玩紫砂壶,又与育仁先生交往多年,直到他驾鹤仙去。

  万育仁出生于1916年,十四岁去苏州入集宝斋碑店学业,拜孙伯渊为师,学拓裱技艺,五年后学业期满,即在集宝斋金石书画店做业务员,仍师从孙伯渊学书画古董鉴定之学。1955年,万育仁进入上海文管会,从事传拓工作,是年秋,青铜器专家陈梦家由京南下去安徽看蔡侯墓出土的青铜器,认为器上铭文极有价值,因无法传拓而深感遗憾。后来陈梦家到了上海,与文管会副主任徐森玉说及此事,徐即派万育仁前往传拓,历时一年,传拓结束,编辑出版了《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一书,佳惠学林,深得好评,万育仁传拓高手之名也由此大振。

  传拓技法,早在唐宋时期就有了,用这种方法从古代器物传拓出来的拓片,与中国的书法、绘画一样,都属于传统技艺,拓片最大的优点就是能把原器物上的铭文或图案花纹,按照它原来的大小、深浅或线条,与原物丝毫不差地表现出来,还可以表现出器物的质感与形态。俗话说“眼高手低”,万育仁不但手高,在鉴定文物上又独具慧眼,除上述唐摹本《上虞帖》的发现,免遭秦灰之劫,在上海博物馆的精品中,还有不少是经他慧眼发现后抢救入藏的。在文管会里,万育仁还长期从事出口文物的鉴定工作,那个时候,在允许低等级文玩出口创汇的情况下,还是有不少珍稀文物流失的情况发生。但万育仁把关极严,从出口文物中为上海博物馆征集到不少精品佳作,如清代《恽寿平山水册》,明代丁云鹏的《人物轴》,也被上海博物馆购藏并作为一级品。

  近日来,关于故宫等重要博物馆的负面新闻较多,闻之令我疑团重重,有涉及藏品与遗址保管的,也有涉及藏品征集的,这些情况的出现固然是有关方面出政绩出效益的思路所致,专门人才的匮乏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我在此之际想到了万育仁先生。加之他的文房拓本集《金石癖》一书由台湾翦淞阁出版,值得一贺,抚卷思人,遐想颇杂。最后容我再说一句,像这种专门人才的培养与使用,一定要有个好的机制,还要有本人耐得寂寞的意志与乐于奉献的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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