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在国家统一中的作用

  编辑:郭梅英  时间:2011年11月09日   

血缘是一个民族的根,统一的宗教信仰是一个民族最明显的特性,而没有共同的血缘和共同的宗教信仰的民族最明显的特性就是思想文化。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人们常说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中华民族的始祖是炎帝和黄帝,而炎帝是姜姓,黄帝是姬姓,他们来自两个不同的部落,所以中华民族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共同祖先和共同宗教信仰的族群,维系这个族群的纽带就是思想文化,就是以孔子思想为主干的传统思想文化。

从西汉开始,孔子思想就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历代王朝无不大力推行孔子思想,大兴学校,开展儒学教育,汉族政权如此,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莫不如此。最为典型的是东晋十六国时期,也就是在中国历史上称为“五胡乱华”的时期。在中国北方出现了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十三个地方割据政权,少数民族政权尊孔崇儒较之以前的汉、晋中原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匈奴人、前赵国主刘曜大力开展儒学教育,“立大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年二十五以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以中书监刘均领国子祭酒”,为鼓励士子向学,成绩优异者即授给官职。建立前燕的鲜卑族慕容氏统治者大多崇尚儒学,慕容皝为世子时受业于名儒刘赞,所以“尚经学”,即位后“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经通优异者擢充近侍”,他“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一个割据政权的皇帝,竟然亲自授课,而学生竟多达1000多人,由此可见鲜卑贵族对孔子思想崇信到何等程度!

其实,统治者越是少数民族越要推崇孔子及其思想。西夏人庆三年(1146年)追封孔子为文宣帝,自唐玄宗加封孔子为文宣王开始,宋代先后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至圣文宣王,历代中央王朝赠给孔子的封号均是“王”,唯独西夏加封孔子为帝,因为自秦始皇定名皇帝后帝高于王。其实,文宣王的“王”是周朝天子的“王”,是与秦至隋的“帝”相同的。据记载,女真兵进入曲阜,曾以孔子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语而火烧孔子庙,但两年后就建太学,重修国子监,14年后,熙宗亲自拜祭上京孔子庙,赞扬孔子思想“使万世景仰”,拨款重建曲阜孔子庙。到金章宗时,更是大事扩建。现存的曲阜孔子庙十三碑亭分别建于金、元、清三代,都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所建,这不仅仅是巧合,确实也透露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更需要孔子思想的衷曲。

为什么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后就一定要推崇孔子思想、学习中原文化呢?这是因为少数民族当时大多属于游牧民族,处在奴隶社会末期,文化比孔子思想影响下的中原地区落后很多,而少数民族要在中原地区立足就必须采用汉族的制度,推行孔子思想。蒙古初年,著名学者许衡在给元世祖忽必烈的上书中说:“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汉法,可以长久。故魏、辽、金能用汉法,历年最多,其他不能施用汉法,皆乱亡相继。史册俱载,昭昭可见也。国朝仍处远漠,无事论此,必若今日形势,非用汉法不可”,采用汉族制度就能长治久安,否则就是乱亡相继。汉族士大夫阶层本来是重视华夷之辨的,但当异族入主大局已定而不可改变时,部分士大夫对哪个民族掌权就不再那么重视,而是更看重少数民族采用什么样的制度,能否重用汉族士大夫阶层。“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出生在女真族统治之下的蒙古初年著名儒家学者郝经的这句话就反映了当时这部分汉族士大夫阶层的观点。能够重用汉族士大夫阶层,采用中原的制度,推行孔子思想,部分汉族士大夫就承认它是中原之主。正统地位不是从民族、血缘上来划分的,而是从思想文化上来确定的。虽然这样的汉族士大夫是少数,但是推行孔子思想确实能够笼络汉族士大夫。

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提倡孔子思想,固然是他们巩固统治的需要,但客观上也加快了民族的融合。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从政治上、军事上看,他们是胜利者,但是,文化上落后的游牧民族一进入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面临强大的儒家思想,就注定了他们是失败者。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很快就被融合,早期入主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契丹、党项、女真大多被融合为汉族,后期入主中原的蒙古族和满族作为民族虽然还存在,但如果不是在其民族聚集区也很难能看出他们的民族特性。现在,中国共有约1000万满族人,但能讲满族语言人已经很少了,能通晓满族语言的只有不到20人。当然,这并不是好事,各民族应该保持本民族的特性,保持本民族传统的文字、文化和风俗。但它从一个侧面说明,孔子思想确实具有强大的融合力。对中国历史进行纵向的全面考察,可以说,是孔子思想促进了民族融合,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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