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魏忠贤修生祠:读书人耻辱的记录

  编辑:郭梅英  时间:2011年11月30日   
魏忠贤魏忠贤

从孔夫子开创的读书人传统——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的抱负,也就是读书人需承担起教化民众辅助君主的责任,而且要做社会的道德楷模。自隋唐始,来自于民间和草根的读书人,可能通过读书,进入初级、中级和高级的“公务员”队伍,也就是如范仲淹老先生所言,可以成为“居庙堂之高”的言说者。这是中国管制系统和读书人之间的伟大妥协。这种妥协既是中国文明史有别于古希腊知识分子与管制系统关系的一个特色,同时也可看作是中国文明史上的一大进步。由此,读书人终于实现了孔夫子积极入世的理想。而两者达到其“高度融洽”当是唐贞观年间和开元年间。这一时期,我们看到团结在李世民和李隆基身边的诸如魏征、房玄龄、姚崇、宋璟等贤相能臣,不仅开创了大唐帝国的高度繁荣,而且还看到了读书人的骄傲和责任所在。

但是,当历史翻到公元 17世纪初的明天启(1621―1627)年间时,因读书人建议为宦官魏忠贤修生祠,中国的大多数读书人沦陷了!《明史》里有几个重要列传,今天读来最让人闭气、沉闷,也最让人震惊。即“宦官”、“阉党”、“佞悻”,“奸臣”列传。除“宦官”外,其余三者大约应都是读书人出生。我们知道,明朝是汉族建立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到了万历后期特别是天启年间,其黑暗无朝能比。而此时读书人(同为读书人的东林党人被魏忠贤清洗和血腥镇压,当然是那一时期的另一重大事件)早忘了其祖宗孔夫子的教导,不要说什么担负起治国平天下的重任,连起码的“修身”也早已抛九天之外。因为“助纣为虐”在天启年间已经成了时尚。一个重大的事实就是:在给宦官魏忠贤歌功颂德的浪潮中,读书人风起云涌,生怕自家比别人落了伍。

天启七年(1627)五月,国子监生陆万龄上书,称魏忠贤可与孔子相提并论,因为“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而忠贤诛东林”。作为一位在中央最高学府就读的读书人,陆万龄难道没有读过《春秋》吗?难道不知道当下的东林党人为何人吗?像这种阿谀魏忠贤的无耻之尤的读书人,《明史》里还记有许多。万历进士阎鸣泰,颂魏是“民心依归即天心向顺”。督饷尚书黄运泰,称魏忠贤“尧天地德,至圣至神”。更有甚者,这些读书人还嫌以辞阿谀魏不能表白心迹,于是想出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即为魏忠贤修生祠。修生祠的主意和第一个实践者也是一个读书人,这人叫潘汝祯。时任浙江巡抚的潘汝祯,在其管辖属地西湖首造魏忠贤生祠。其后,整个大明王朝造魏忠贤生祠“几遍天下”。而且《明史》还沉痛记载,“每一祠之费,多者数十万,少者数万”,而且“剥民财,侵公帑,伐树木无算”! 就是那个黄运泰,在造生祠迎塑像时,还“五拜三稽首”,并“率文武将吏列班阶下,拜稽首如初”。这一幕,让今人在觉得不可思议的同时,更叫今人作呕,也让历史为之唏嘘。

前文提到的贞观之治与开元之治,君臣相容相知并共创大唐盛世的历史,确实让后辈读书人羡慕。但是,中国传统的读书人无论从科举还是其他途径上取得“忧其君忧其民”的大志和抱负都是在依附王权的平台上实现的。这可从李世民的“天下英雄尽入吾榖中”的话语中得到印证。在中国两千多年帝制作用下,读书人先天缺乏独立性。虽然我们曾看见过先秦百家争鸣时读书人的独立,也看见过魏晋时期读书人的风流,但是先秦诸子与魏晋士子,并没有形成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也没能给后辈带来实质性的榜样。相反,中国的读书人与文人,以依附的基本状态存活了下来,并且百年千年地延续着。即使通过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的洗礼,同为读书人出身,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欧美的知识分子,也不是同一意义上的读书人。尽管我们知道,明开创的特务机构厂卫在诛心戮命方面,迫使异己者处于噤若寒蝉的冬日;发展到宦官当政的天启年间,中国政治到了最黑暗的时期。即便如此,作为个人,并非没有其他的选择,譬如东林党人就做出了不同选择(尽管有党争的嫌疑)。至少可以在“卖友求荣”、“献媚投靠”、“助纣为虐”等方面,选择其他。当然,历史没有我们当下想得那般天真。历史的真相是:天启年间由读书人发起的为一宦官阉人修生祠的运动,让中国的读书人颜面扫地。岂止颜面扫地,这是中国读书人耻辱的记录!

但愿这种纪录不会再有第二次。文化的自觉应当彻底抛弃这样一种媚态的文化样式,因为,恐怕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天生就有一些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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